[ 韓世遠 ]——(2012-1-5) / 已閱34993次
(4)標的物使用存在公法上的限制，在我國實務(wù)上實質(zhì)上是作為一種物的瑕疵，而不是權(quán)利瑕疵。權(quán)利瑕疵與物的瑕疵在此處的區(qū)分，并無“標準答案”，而是一個需要根據(jù)不同國家具體法律規(guī)定等進行具體解釋的問題。我國實務(wù)見解值得贊同。
(5)檢驗通知義務(wù)屬于不真正義務(wù)，檢驗期間屬于除斥期間。
(6)瑕疵擔(dān)保義務(wù)屬于主給付義務(wù)的內(nèi)容，可以概括稱為“無瑕疵供與義務(wù)”或者“無瑕疵交付義務(wù)”，其違反屬于給付義務(wù)違反，在其違反具有重大性而使合同目的無法實現(xiàn)場合，可以發(fā)生解除權(quán)。
(7)減價責(zé)任的適用通常由當(dāng)事人行使減價權(quán)而引出，惟并不以此為限，裁判者亦有裁量的余地。在合適的場合，即使當(dāng)事人未主張減價責(zé)任，裁判者亦不妨適用減價責(zé)任。減價責(zé)任雖系物的瑕疵場合的法律后果，在權(quán)利瑕疵場合，亦有類推適用的余地。
注釋:
[1] 此份素材為一則仲裁裁決書，為了保護當(dāng)事人隱私權(quán)，以及為了避免給相關(guān)的仲裁委員會造成困擾，故將相關(guān)信息隱去。所示案情及仲裁庭意見則盡可能保留原樣。
[2]［日］曾野裕夫:《和解與錯誤》，載［日］中田裕康、潮見佳男、道垣內(nèi)弘人編:《民法判例百選II債權(quán)》，有斐閣2009年第6版，第140－141頁。不過，對于日本判例立場的概括，似乎也有不同看法，有學(xué)者認為如果原告主張錯誤，判例便以之為錯誤;如果原告主張瑕疵擔(dān)保，判例便以之為瑕疵擔(dān)保。由于判例有此傾向，故判例未必就貫徹了“錯誤優(yōu)先說”，或可說判例實際上采納了“選擇可能說”。參見［日］山本豐:《瑕疵擔(dān)保責(zé)任與錯誤》，載［日］星野英一、平井宜雄編:《民法判例百選II債權(quán)》，有斐閣1996年第4版，第116－117頁。日本民法典第95條規(guī)定:“意思表示，于法律行為的要素有錯誤時，為無效。但表意人有重大過失時，表意人自己不得主張其無效。”這一規(guī)定在后來的最高裁判例上被作為“相對無效”，亦即僅表意人可得主張無效。參見日本最判昭和40·6·4民集19卷4號924頁;最判昭和40·9·10民集19卷6號1512頁。這其實與我國法上的可撤銷很相近了。而日本新近的債權(quán)法改正草案已經(jīng)將錯誤的法律效果由無效修正為可撤銷，值得關(guān)注。日本《債權(quán)法改正基本方針》第1．5．13條(錯誤)第1款規(guī)定，“在因?qū)Ψ尚袨榈漠?dāng)事人或者內(nèi)容有錯誤而作出與真意不同的意思表示場合，若可合理地認為無此錯誤表意人即不會作此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可得撤銷�！眳⒁姡廴眨菝穹�(債權(quán)法)改正檢討委員會編:《詳解債權(quán)法改正基本方針I(yè)序論·總則》，商事法務(wù)2009年版，第103－105頁。
[3] See Ole Lando，Hugh Beale(ed．)，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Parts I and II，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Note of Article 4:119．
[4] 參見前引[3]，Ole Lando and Hugh Beale(ed．)書，Comment of Article 4:119．
[5]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DCFR)II．－7:216:Overlapping remedies．
[6] 參見崔建遠主編:《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5版，第388頁。
[7] 參見韓世遠:《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dān)保責(zé)任與我國合同法》，載《中國法學(xué)》2007年第3期。
[8] 參見［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dǎo)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頁以下。
[9] 學(xué)者將此概括為合同責(zé)任時的擴張(締約上的過失理論等)、質(zhì)的擴張(安全照顧義務(wù)等)及主體的擴張(附保護第三人作用的合同等)。參見［日］下森定:《債權(quán)法論點筆記》，日本評論社1990年版，第6頁。
[10] 參見韓世遠:《中國的履行障礙法》，載《私法研究》(創(chuàng)刊號)，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4頁。
[11] Vgl．Karl Larenz，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zweiter Band，Besonderer Teil，1．Halbband，13．Aufl．，1986，S．67．
[12] 參照［日］來棲三郎:《契約法》，有斐閣1974年版，第86－87頁。在德國舊債務(wù)法框架下，亦存在同樣的觀念。See Zimmermann，The 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Oxford 2005，p．99;Vgl．Esser/Weyers，Schuldrecht Band II Be-sonderer Teil，Teilband 1 Vertraege，8．Aufl．1998，S．14．這種觀念被北川善太郎教授稱為“特定物教條”(特定物のドグマ)。參見［日］北川善太郎:《契約責(zé)任研究》，有斐閣1971年初版3刷，第139頁。
[13] Vgl．Brox，Besonderes Schuldrecht，16．Aufl．1990，RdNr．58;Schlechtriem，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2．Aufl．1991，RdNr．72．轉(zhuǎn)引自詹森林:《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二)》，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63－264頁。
[14] Vgl．Huber/Faust，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Einführung in das neue Recht，2002，S．290．
[15] Vgl．Brox/Walker，Besonderes Schuldrecht，31．Auflage，2006，S．6 ff;Roland Michael Beckmann，in: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433－487，2004，S．110．
[16] 參見韓世遠:《合同法學(xué)》，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頁以下。
[17] 比較法可參見《日本民法典》第559條的相似規(guī)定。
[18] 參見［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V契約法》，成文堂2009年第3版，第193頁。
[19] Vgl．Dieter Medicus，Bürgerliches Recht，21．Aufl．2007，S．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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