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10-17) / 已閱8015次
律師的光榮，誰的恥辱？
楊濤
新華社９月１４日報道，日前，全國法律援助先進集體和個人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黨中央、國務院對全國８４個先進集體、１１２個先進個人進行了表彰。海南圣合律師事務所律師毛騎軍，因法律援助辯護使“死刑犯”無罪釋放，并在海南省法律援助中表現突出而獲得“全國先進個人”稱號。
這一消息讓我們對毛騎軍律師肅然起敬，也讓我們深切地感到，建立為家境貧困的及可能判處死刑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的制度，的確很有必要，也任重道遠。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毛騎軍律師將“死刑犯”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這是他的作為一名律師的無尚光榮，那么，當初將他從清白之身往死亡線推，又誰是的恥辱呢？
且讓我們來看看毛律師代理這起案件的一些情況。２００１年，毛騎軍受海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擔任在一審中被判處死刑的劉榮彬的二審辯護律師。毛騎軍發(fā)現劉榮彬一案存在著許多疑點：首先，一審判決認定劉榮彬的作案工具是“一段鋼筋”和“菜刀”，但一審判決采信的證據不能明確上述作案工具的來源及去向；二是一審判決認定劉榮彬用作案工具撬開鐵門后進入被害人的臥室，但一審判決所采信的證據也不能證明該事實；另外，一審判決認定劉榮彬用鋼筋猛擊邱某的頭部致其死亡，也缺乏充分的證據。此外，一審判決在所采信的證據中，還存在其它諸多疑問，如公安機關的相關詢問筆錄前后不一致，現場勘查筆錄經不起推敲難以自圓其說，與本案有關的重要證人黃某的證言卻沒有收集。 在毛律師的努力下，劉榮彬終于得以無罪釋放。
在我們國家，法律規(guī)定，公安機關實事求是，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證據也要收集無罪證據；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更是負有嚴格審查和把關的“客觀性義務”，起訴被告人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要求；法院作為的審判機關，作為維護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要站在中立者的角度，兼聽各方意見，特別在關乎人命的案件上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疑點，對于證據不足的，要依法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然而，這樣一個疑點重重的死刑案件，居然逃過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的三重把關，使得劉榮彬“順利地”得以判處死刑，使其遭受近三年的牢獄之苦，我們不禁要問：在毛律師獲得榮譽之時，有關司法機關是不是在自己的歷史記錄上抹了一道黑，該不該對有關辦案人員問責呢？
從這一事件中，筆者認為，我們至少能得到這么幾點啟示：
首先是全社會應當高度重視法律援助，都來關心法律援助，讓貧者、弱者都能享受到國家的司法資源。去年全國各地對法律援助的財政撥款加起來是1.52億元人民幣，人均法律援助經費才一毛多錢。比起一些法援制度相對成熟的國家和地區(qū)，有明顯差距。英國6000萬人口有17億英鎊的法律援助經費，我國的香港600萬人口有9.5億港幣，美國光民事方面就有3.5億美元，刑事方面則高達30億—40億美元。因此，國家應當加大對法律援助的投入，社會各界應當積極伸手捐助，而律師們也應當認識到進行無償的法律援助是律師對社會的責任，在這片天空里也是能大有作為。
其二、要用“問責制”等形式來保證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執(zhí)法、司法人員牢記自己負有在司法活動中不僅要打擊犯罪也要保障無辜者免受追訴的“客觀性義務”。同時，要更加重視法院的中立和獨立性的制度設計，法院是中立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被告人之間的第三者，“公、檢、法互相配合”的原則應當是從宏觀意義上講，在具體案件的審理中，“互相配合”應當讓位于中立審查，不能遷就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意見和敗訴后可能面臨的處境。
最后，對于死刑案件的審理要堅持審慎、謙抑，死刑案件的復核權應當適時上收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全國已經出現多起被判死刑、死緩的被告人改判無罪的案件，這充分說明我們國家一些地方法院對于死刑案件的審理不夠審慎，對于有疑點的案件沒有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實行“疑罪從無”的原則。鑒于省級法院的死刑案件二審與復核程序合二為一的現象，不能起到對死刑案件充分把關的作用，因而，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將下放的死刑案件的復核權上收。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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