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亞平 ]——(2000-5-24) / 已閱19974次
論罪刑法定的人權價值
劉亞平
“人權”是個敏感的字眼，但卻是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世界各國在肯定人權的價值、主張保障人權方面，至少在公開場合并無異議，爭執(zhí)的焦點在于人權的標準。刑事法律及其學說具有較強的階級性，然而，現(xiàn)代刑事法律及其學說的存在與發(fā)展卻以人權理念為基石。無視刑事法律的階級性，則不能正確認識刑事法律；而忽視了人權保障，則不可能完善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其學說中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都與人權保障有關。悖離人權保障理念的刑事法律學說可能紅極一時，但終歸是短命的。本文僅就罪刑法定原則的人權價值作一闡述。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精髓是保障人權
罪刑法定原則，即“無法無罪，無法不罰”或稱“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其所派生的具體原則包括：排斥習慣法、禁止適用類推、原則上不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和刑法規(guī)范明確化等。概括罪刑法定原則和它所派生的具體原則，無非是強調罪與刑的明確化、規(guī)格化和法定化。而罪與刑的明確化、規(guī)格化和法定化的實質在于限制政府及其司法機關任意行使刑罰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公民的自由權利是人權的重要內容。因此，可以說罪刑法定的實質是限制司法任意，保障公民權利，在保護社會利益和保護個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第一，罪刑法定原則是對刑法的制定和適用給予限制，通過這種限制來保護公民個人的權利。
罪刑法定原則對刑法制定的限制，排除立法上對罪與刑的規(guī)定的任意性，不得對非犯罪行為隨意進行犯罪化和刑罰化，也不得對犯罪行為隨意進行重刑化，使公民包括犯罪人享有的人身權利及政治權利呈現(xiàn)較為穩(wěn)定的狀態(tài)。罪刑法定原則對刑法適用的限制，排除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定罪量刑上的任意性，嚴格依法定罪、量刑，不得法外定罪，亦不得法外施刑，從而保障無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犯罪人不受法外追究，使公民人權得到切實保障。刑罰是打擊犯罪保護社會最有力的工具，若不加以限制，它往往也是侵犯公民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如果對刑法的制定與適用不予限制，其結果勢必廣泛地侵犯公民權利。這種人人自畏，無法預測自己行為合法性的狀態(tài)甚于犯罪。在當代，給制定和適用刑法設置合理的限制，在保護社會利益和保護個人利益取得平衡的基礎上，刑法才能發(fā)揮最理想的效能。對刑法的制定與適用加以限制，并不是有利于犯罪，而是發(fā)揮刑法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濫用的積極保障。防止刑法被濫用，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實現(xiàn)，最重要的還是法律本身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則就是這種保障。
第二，罪刑法定原則所體現(xiàn)的“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直接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權利，有利于社會生活的穩(wěn)定。
人的行為應當是自由的，沒有自由就沒有人類社會的進步。然而，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如果任何人的自由都是無限的，那么任何人都會失去自由。自由權利的根本問題在于給自由確定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合理限度，使一切人平等地享有限度以內的最充分的自由。這個限度就是用法律規(guī)定，允許公民做什么和禁止公民做什么。公民可以在允許的范圍內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而避免實施法律禁止的行為。法律特別是刑法對禁止性行為應予明確規(guī)定，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為，應作允許公民實施的推定。罪刑法定原則就是通過明確規(guī)定公民自由的范圍來保障其人權。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內容體現(xiàn)了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法律的正義在于行為前的警告，對于什么行為是犯罪和應當受到什么樣的懲罰，都應當事先在刑法中給予明確的規(guī)定。罪刑法定原則不允許司法機關追究和懲處刑法沒有規(guī)定為犯罪的行為。這就使公民個人自由不會受到任意的和事后的司法侵犯，從公民自由范圍的穩(wěn)定性方面使人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化原則又是從公民自由范圍的確定性方面給予法律保障�！靶淌路纱_定性的標準高于民事法律。任何犯罪都應當確定其界限。定義明確的刑法才能起到事先警告和預防犯罪的作用，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使得公民在行為前就能確切知道什么行為是法律許可的，不致因為法律含糊其辭而擔心行為之后可能遭到指控�！�1刑法罪刑規(guī)定不明確的危險性在于“它留下了最廣闊的疑問，其范圍沒有一個人能夠預見，其后果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測�！�2在自由范圍不確定的情況下，隨時都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那就無自由可言。馬克思曾經說過，“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經。”3
第三，現(xiàn)代刑法的功能決定罪刑法定原則體現(xiàn)人權保障。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為懲罰與保護兩個方面。即懲罰犯罪、預防犯罪，保護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的利益。懲罰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護國家、社會的利益和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刑法的懲罰功能和保護功能統(tǒng)一于實現(xiàn)國家、社會保護和公民個人保護這一目的。這一目的所包含的兩個方面，又以公民人權保障優(yōu)先�！爸鳈嘣诿瘛�，國以民為本。公民的基本人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最終會使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侵害。
罪刑法定原則保障懲罰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同時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切實保護。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只是狹義的人權保障。廣義的人權保障，還包括及時懲辦侵犯人權的犯罪。因此，刑法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方面的功能，實質上是從更廣泛意義上保護人權。在保護國家和社會利益與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發(fā)生沖突的時候，罪刑法定原則又體現(xiàn)了人權保障優(yōu)先的價值�！霸谧镄谭ǘㄖ髁x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確定的當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罰擅斷主義的刑罰制度，明確個人自由�！�4“罪刑法定主義乃系以限制國家刑罰之行使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個人自由為最高目標�！�5可以說，罪刑法定主義是刑法人權保障機能優(yōu)先觀念的集中體現(xiàn)與表述。罪刑法定原則能被世界各國的刑法普遍接受，就是因為它具有保障人權的合理內核�，F(xiàn)代刑法的功能決定罪刑法定原則應當更充分體現(xiàn)人權的保障。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是人權觀念形成與發(fā)展的結果
法律的原則與內容反映的是法律所處時代社會的普遍要求。這種社會的普遍要求總是與一定生產力發(fā)展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這種要求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能上升為法律原則。因此，人權既是人類基于對自身價值認識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基于這種要求進行斗爭取得的社會及其統(tǒng)治者對于人的價值的承認。提出人權和要求保障人權并不斷擴大人權保障的范圍、提高人權保障的標準，是人類對自身價值的認識不斷提高并不斷為爭取人權同統(tǒng)治者進行斗爭的結果。罪刑法定原則是這種人權保障要求在刑法以致法律中的反映，是人權斗爭迫使統(tǒng)治者承認人的價值的結果。罪刑法定原則形成的歷史軌跡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生產力水平歸根到底是人的認識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和覺悟水平的綜合指標。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人們對自身的價值、權利認識和要求都相對低下，因此，能夠容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統(tǒng)治者的直接地剝削壓迫、公開不平等、殘暴鎮(zhèn)壓的統(tǒng)治和專制擅斷的司法。盡管當時也有正義、自由、平等、人道的要求，卻遠沒有上升到人權的高度。當時的法律也與人們的這種容忍和承受能力相應�！叭绻f在羅馬刑法中有什么基本原則的話，那就是國家至上原則，根據(jù)這一原則，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對任何有害行為包括具有侵害危險的行為處以嚴厲刑罰，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值得國家尊重。除此之外，再無其他限制國家刑罰權的基本原則。刑法成為了維護羅馬皇帝專制統(tǒng)治的工具，含義模糊的叛逆罪成為了刑事追究的重點，一切有損皇帝人身、尊嚴和權利的行為，都可以在此罪名下被處以極刑�！�6即使到了封建社會，對于專制君主來說，統(tǒng)治權就意味著刑罰權，既然他的統(tǒng)治權是至高無上的，那么他的刑罰權也必然是不受限制的。如在中國封建社會，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人也司空見慣，從任意處死普通百姓以至抗金名將、忠臣名士、封疆大吏�！熬谐妓�，臣不得不死”，是普遍接受的理念。由于刑罰權完全受君主的支配，犯罪也就必然沒有穩(wěn)定的法律解釋，而是以君主個人的意志為標準，這種意志有時由君主自己表達，有時則由其代理人法官或官吏表達。在封建專制、司法擅斷的當時，一切可能成為刑罰對象的事物都是犯罪，而法官認為應當處罰的一切事物又都可以構成刑罰的對象。無論有無法官和獨立的司法體系，這種君主至上，專制暴虐，罪刑擅斷的現(xiàn)象在封建社會是極為普遍的。然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自身價值認識的提高和權利意識的增強，承受壓迫的容忍力隨之降低。這就與中世紀以來封建主變本加利的殘暴統(tǒng)治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在這場沖突中，新興資產階級日益強烈的要求自己的財產權利、人身自由以及他們所創(chuàng)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國家的保護，——實現(xiàn)自身的解放和獨立。這一要求幾乎代表了當時的所有被統(tǒng)治階級、資產階級思想家從本階級的利益出發(fā)所表達的自由、平等、博受、尊重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思想，恰恰喊出了所有被統(tǒng)治階級以致全社會的心聲。生產力的發(fā)展決定當時人們已經開始認識自身的價值和權利，或者能夠接受這種認識。這種認識首先在1215年英國的《自由大憲章》中得到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承認。《自由大憲章》第39條規(guī)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依法逮捕、監(jiān)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7《自由大憲章》中關于未經合法判決，不得侵犯自由民人身和財產權利的原則，在后來的立法、判例中又屢加重申。鑒于權力機關的種種專橫行經嚴重侵害了臣民的人身權利，1679年《人身保護法》規(guī)定，在押人或其代表，有權向王座法院請求發(fā)給“人身保護令狀”，限期將在押人移交法院，并向法院說明拘捕理由；法院應以簡易程序開庭審理，若認為無正當拘捕理由，得立即釋放在押人；若不然，法院得酌情準許在押人取保開釋，或從速審判。這時的統(tǒng)治者才僅僅能夠承認自由民人身權利的法律保障。即使如此，受封建制度和觀念的桎梏，這種法律保障也不可能徹底。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們不得不為實現(xiàn)他們的也可以說是社會的人權理想繼續(xù)奮斗。斗爭的矛頭由泛泛的司法、法律，逐漸指向最能體現(xiàn)封建統(tǒng)治意志的刑法。他們要求刑法徹底擺脫與自己的價值觀念相對立的宗教觀念和封建政治倫理觀念的束縛。意大利的切薩雷—貝卡里亞在他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抨擊了舊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幾乎所有的現(xiàn)代刑法原則的思想。其中，反映罪刑法定的思想提到首要的和至尊的地位。貝卡里亞的功績在于他第一次對舊的刑事制度進行了全面的否定，闡述了作為現(xiàn)代刑法原則基礎的刑法思想，把人權、人道的標準引入刑法。最后完成罪刑法定原則提煉的“近代刑法學之父”費爾巴哈，在論述刑法作為裁判規(guī)范和作為行為規(guī)范的作用時，“強調刑法對法官的限制作用”，這實際上是罪刑法定主義的保障人權的功能”。8費爾巴哈之所以能夠用精練的語言準確而全面地概括罪刑法定原則，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已經能夠接受限制政府、保障人權的法治觀念。罪刑法定主義，是費爾巴哈在1801年的刑法教科書中，用拉丁語以簡明的法諺形式加以表述的。而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含有罪刑法定保障人權思想的英國1628年的《權利請愿》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和1791年的法國憲法及刑法。這個時代也正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美洲逐步取得成功的時候。
從罪刑法定原則提出到確立的過程，不難看出，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決定了人權觀念的產生與形成，基于人權保障的普遍要求才有罪刑法定思想的產生，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是統(tǒng)治者對人權保障要求承認的結果。當生產力發(fā)展到人們普遍要求限制政府權力，保障人權的時候，封建統(tǒng)治者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勢必被提出這一要求的資產階級所取代。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把罪刑法定原則確定為憲法或刑法原則，滿足以生產力水平為基礎的普遍的權利要求，以鞏固自己的政權。
三、社會主義刑法規(guī)定罪刑法定原則在于其人權價值
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刑法能夠而且必須接受資產階級提出的，被資本主義國家刑法普遍規(guī)定的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原因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則本身并不專屬于資產階級，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要求。自從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后，統(tǒng)治階級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社會，滿足本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然而，這種階級的利益要求永遠不能超出他們所處時代的生產力的水平。所謂“生產力的水平”，歸根到底是人的創(chuàng)造能力、認識能力和覺悟水平。所謂“人類的普遍要求”就是生產力水平的體現(xiàn)，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性”。因此，階級的特殊要求最終不能違背人類的普遍要求。人權保障就是這種人類普遍要求的重要內容。人類的普遍要求是隨著人類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不斷深入而不斷提高的。資產階級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則不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要求，而是當時所有處于被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與階層的要求。在反封建的斗爭中，資產階級是先進的生產力方式的代表，他們的主張與當時人類社會的普遍要求是一致的。也正因為如此，資產階級革命才能成功，罪刑法定原則才能確立。
以“限制權力，保障人權”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則，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須載入法律的，但絕對不是其獨有的。無產階級政黨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人類社會的普遍要求就應當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權這一類社會的普遍要求就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應有之意。因此，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則就應當而且必須規(guī)定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刑法之中。的確，馬克思曾對近代西方人權觀念和人權制度作過許多批判。然而，馬克思批判的是近代西方人權制度的虛偽性和狹隘性，而不是作為人類普遍要求的人權本身。恰恰相反，馬克思是從人類解放的高度來闡發(fā)人權的。馬克思終生致力于人類的解放運動。馬克思謀求的不是一般的政治解放或經濟解放，而是人類的徹底解放。這種解放就是人類所應該獲得的承認和保障的共同利益、要求，是人類的共同權利，即人權。人類的徹底解放，是馬克思人權思想的核心。可見，真正代表人類主張人權要求的，應當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把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則規(guī)定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刑法中是天經地義的。
至于罪刑法定原則中限制刑事立法、司法權力的內容是否適用于社會主義刑法，回答應當是肯定的。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指出：“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須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監(jiān)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監(jiān)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薄凹訌妼Ω骷壐刹刻貏e是領導干部的監(jiān)督，防止濫用權力”。罪刑法定原則限制刑事立法權力和司法權力的目的是保證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正確運用這些權力，從而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授予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和司法機關的司法權，決不能是無限的。立法與司法的任意，使公民權利失去保障，與社會主義法治背道而馳，也就違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罪刑法定原則限制立法與司法，排除立法與司法的任意性，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符合社會主義法治的要求，體現(xiàn)了人民的意愿。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注：
1儲槐植：《美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39頁。
2同上。
3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3頁。
4何鵬：《外國刑事法選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5蔡墩銘：《刑法基本理論研究》，臺灣漢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頁。
6黃風：《貝卡里亞及其刑法思想》，1987年4月第一版，第4—5頁。
7西南政法學院編：《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參考資料》第一輯，第144頁。
8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略》，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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