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金誠，浙江警察學院治安系基礎理論教研室主任、浙江現代
警務機制研究所所長，副教授。研究領域：治安管理學、行政法
學、現代警務等。1991年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系法學學
士學位。2002年獲浙江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澳大利亞新南
威爾士州警察學院訪問學者(2004年5月至8月)，美國山姆-休
斯敦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院訪問教授(2006年8月至2007年6
月)。
曾在《行政法學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等學術刊
物上發(fā)表論文30余篇，多篇論文被《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
(cuPA)、《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主持過浙江省哲學社會科
學規(guī)劃項目、浙江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規(guī)劃項目、浙江省教育規(guī)劃項
目、浙江省教育廳項目、浙江省青年教師資助項目等多項課題。
前言
所謂轉型，就是一個社會(或國家)，或地區(qū)由一種體制轉向另一種體制。這種轉型期并非革命式的劇烈變化而是一種漸進式的變革。卡爾·波拉尼(Karl P0lanyi)在其巨著《大轉變》中第一次詳細論述了轉型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及其導致的“無管制市場”的分裂效應。許多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方面的學者普遍認為，當下的中國正處于一種明顯不同于西方經驗的轉型時期，經歷一場幾千年未有的巨大變革。這種變革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的轉型：一是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二是全能政治向依法執(zhí)政與依法行政轉型；三是一元社會向多元社會的轉型；四是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型。
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警務，面對著很大的困難和挑戰(zhàn)。社會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社會控制力的不斷弱化，將公安機關這支擔負著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職責的特殊力量推到社會矛盾的風口浪尖。轉型期的中國警務在困難與挑戰(zhàn)中，頑強地展開一場有史以來偉大的變革。概括起來，轉型期的中國警務改革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被動型警務向主動型警務轉變。計劃經濟體制對人口流動的禁錮，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迅速地得到了解放。就城鎮(zhèn)而言，原來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就廣大的農村而言，剩余勞動力大量地涌入城市尋找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公安機關以控制人為主的傳統(tǒng)型警務模式很快失靈。被動接警式的警務模式必須向主動防控模式轉變。主動型警務提高了警察快速反應能力，增加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在實現由被動型警務向主動型警務轉變的過程中，警力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很快暴露出來，特別是針對那些城市化進程較快的沿海開放地區(qū)，這一矛盾顯得更為尖銳。為解決警力短缺，各地公安機關在地方財政的支持下，通過大量招募新警緩解警力不足。與此同時，不少地方通過借鑒國外文職警察、輔助警察制度，逐步建立起一支符合中國特色的輔助警察隊伍。
第二，打擊型警務向服務型警務轉變。改革開放之后的1983年，我國開展了一場席卷全國、聲勢浩大的嚴厲打擊各類刑事犯罪活動的專項斗爭。從此，“嚴打”這一非常的刑事策略便成為各級政府、公安機關打擊和控制犯罪的習慣思維模式。打擊型警務一度被視為改革開放之后最富有成效的警務風格。但是，隨著社會法治環(huán)境的逐步建立，社會流動性的進一步加劇，“嚴打”功能不斷弱化，構建一種嶄新的預防式警務模式的時機已經到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盛行美國的社區(qū)警務戰(zhàn)略，從90年代后期開始，影響我國的警務改革，并成為中國警務風格轉變的主要理論支持和借鑒模式。我們認真地吸取了國外社區(qū)警務戰(zhàn)略改革的經驗，結合我國公安機關長期以來所堅持的“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針，努力實現傳統(tǒng)打擊型警務向服務型警務的轉變。然而，受傳統(tǒng)警察亞文化的影響，服務型警務風格并沒有得到廣大民警的一致認同，有些民警依然認為警察不能扮演“服務者”的角色。由此可見，轉變長期形成的警察亞文化和打擊型警務觀念，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第三，隨意性警務向規(guī)范化警務轉變。長期以來，公安機關在執(zhí)法過程中，自由裁量權設定得過大，又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導致執(zhí)法的隨意性很大。公安機關自身的優(yōu)越感很強，警察擁有不容挑戰(zhàn)的“權威性”。隨著一系列蘊涵控權理念的法律、法規(guī)的出臺，警察的自由裁量空間不斷地被壓縮，執(zhí)法的程序性要求越來越高，加之公安機關內部的考核機制逐步建立，不少警察抱怨自己被捆住了手腳，他們面對著重新調整心態(tài)的痛苦過程，這也是處于轉型期的這一代警察需要付出的代價�？疾烀绹�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警務改革，警察執(zhí)法活動中的每一項程序規(guī)范，也常常遭到一些警察的反對。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個人權利至上，加之美國最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的推動，對美國警察執(zhí)法程序的規(guī)范甚至到了十分苛刻的地步。隨意性警務向規(guī)范化警務轉變，也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但矯枉不能過正。_當前各地襲警事件頻發(fā)，警察權威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警察權威從以前的“盲目自大”到如今的“盲目自卑”，其中是否存在著矯枉過正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入地研究。
第四，全能型警務向有限型警務轉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使公安機關的管理理念發(fā)生重大變化，實現從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轉變。大包大攬式的管理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安機關必須卸下包袱，輕裝上任。長期以來，公安機關擔負的職責過重，向社會的承諾又過高，容易出現“信用”危機。向有限警務的轉變過程中，公安機關一方面應還權于民；另一方面需整合社會資源，所謂“警力有限、民力無限”，實現治安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
第五，人力資源型警務向科技主導型警務轉變。“向科技要警力”已經成為當前警務改革的又一個重要方向。在構建現代警務機制的過程中，相比人力資源型警務，科技主導型警務更具效率。20世紀90年代初，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威廉·布萊頓倡導的“計算機犯罪統(tǒng)計會議”(即“Compstat”戰(zhàn)略)發(fā)展演變而來的情報主導警務戰(zhàn)略，對轉型期中國信息化警務改革產生重大影響。在我國，情報信息警務方興未艾，網上作戰(zhàn)平臺、信息共享機制、重點區(qū)域監(jiān)控系統(tǒng)等科技主導型警務方式已經逐步建立。可以堅信，科技將成為由傳統(tǒng)型警務模式向現代警務模式轉型的重要載體。
本書將以中國轉型期警務為研究對象，通過警察組織與資源、警務機制與戰(zhàn)略、警務執(zhí)法與規(guī)范、現代警務比較與借鑒以及警務改革與評價共五章，以點入手、兼顧到面，但不求面面俱到，展開對轉型期警務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試圖通過對這些警務改革的點滴研究，折射出我國轉型期警務改革的方向和未來趨勢，為構建我國現代警務制度做出個人的一點理論貢獻。
金誠
200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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