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作為一種以權制權、糾舉不法的政治調節(jié)和制衡機制，是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獨特的制度設計和制度機理，在世界法制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也吸引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清吏貴監(jiān)，是貫穿于中國傳統社會始終的重要統治思想。從秦漢到清末，監(jiān)察制度歷經數千年的發(fā)展，體制日益完善，規(guī)章逐漸詳明，在鞏固和加強皇權統治、維護專制制度等方面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時對于整飭吏治，維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保持社會穩(wěn)定和推進社會發(fā)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相當穩(wěn)定，政治上更持續(xù)著大一統的格局。與之相適應，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二千年來延續(xù)不斷，除了立法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少數內容的損益而外，在整體上不曾有過優(yōu)劣嬗變。那么，為什么有的朝代在監(jiān)察秩序上給人一種井然有條、卓有效率的感覺，而有的朝代卻恰恰相反呢？同時，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發(fā)展，一直沿著法制化的軌道，非但在制度上呈現頗為完備和嚴密的特征，監(jiān)察機構的專門化程度亦不斷提高。但縱觀歷史，各代的整體吏治卻未曾因之有過真正清明的時候。其原因又何在？
細致考察之后，不難發(fā)現，除因受制于政治體制、社會傳統、倫理道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監(jiān)察制度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而外，這種現象與監(jiān)察官治的整體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監(jiān)察官與其他政府官僚同屬于一個社會等級和政治利益集團，同處于一個人事管理體系之中，因而也形成了互動的關系。當統治集團日益腐敗，政治斗爭不斷激烈，制度執(zhí)行環(huán)境每況愈下之時，他們也會隨之腐化，異化為破壞吏治的主體，甚而成為統治集團內部斗爭的工具，失去真正的監(jiān)察作用或難以發(fā)揮其作用。這也是統治階級長遠利益與現任官僚統治集團既得利益矛盾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古代史上，吏治最為腐敗、黑暗之際，也是監(jiān)察官吏職務犯罪最為猖獗之時，反之亦然。如何使監(jiān)察官吏奉公守法，盡職盡責，是歷代統治者費盡心機所要解決的問題。從政治規(guī)律看，一個權力的設立，必然隨之出現對這一權力的制約權力。在監(jiān)察制度整個發(fā)展進程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統治者需要不斷加強對監(jiān)察官自身的約束和規(guī)制，特別是對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防范與懲戒。正如宋人葉適所說：“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jiān)司以禁切之，而今也禁切監(jiān)司之法又甚于州縣之吏。”［宋］葉適撰：《水心集》卷三《法度總論三》，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本。這一吏治悖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現實。那么，監(jiān)察官自身的職務犯罪在歷史上到底處于什么狀況？對于監(jiān)察機制的運行、監(jiān)察作用的發(fā)揮究竟有什么影響？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對于中國傳統監(jiān)察制度的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學界的青睞。然而，相對于監(jiān)察制度（法制）及其運行機制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厚重，從執(zhí)行制度的主體——監(jiān)察官的角度展開的研究，卻呈現出較為拮據的狀態(tài)。在有限的學術資源中，學者關注的重心也主要在于監(jiān)察官的選任、管理、監(jiān)督等制度層面問題。這一研究狀況，折射出監(jiān)察官自身活動對監(jiān)察機制運行的動態(tài)影響未被重視的事實。
本論題的研究，無意于對監(jiān)察制度本身進行敘述，而是試圖以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及處罰為研究樣板，探究、思索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在官僚制度及政治運作中的重要影響，考察監(jiān)察制度本身對防范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具體作用，進而通過系統分析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以期實現對明代監(jiān)察機制的深度反思。
君主集權的官僚政治經過漫長的歷史發(fā)展，至明代已達巔峰狀態(tài)，而與中國古代官僚制度幾乎同生同長的監(jiān)察制度，到有明一代，也發(fā)展成為嚴密細致，多層次、多元化的制度網絡，充分體現了專制皇權統治的高度強化。正如有學者說：“故吾人如謂明代之極度君主集權，建立于嚴密之監(jiān)察制度之上，當不為過�！睆堉伟玻骸睹鞔O(jiān)察制度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頁。承擔著綜合監(jiān)察職能的明代監(jiān)察官，不但是明代官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因其地位與職能的特殊性，更在明代官僚政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明代監(jiān)察官組織龐大，作為其最高權力機關的都察院更是官僚機構中人員最多的衙門；監(jiān)察職能重大，并通過不斷侵奪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權、司法權，使其觸角遍布整個官僚機構�？梢哉f，一個監(jiān)察系統，足以折射出明代近三個世紀的官僚政治實況。從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角度，考察明王朝最終覆亡的經驗教訓，應不失為一個特別的視點，擘肌分理，可以清醒地看到，明代吏治是如何不斷惡化的，也可從一個側面回答：為什么從明代開始，中國傳統社會走向了落后于西方的末途。相對于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龐大而復雜，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及預防的立法與實踐，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但其帶來的警示意義卻已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當下中國，不論在法學界還是法律界，職務犯罪及預防一直是被廣為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對不同主體職務犯罪的研究，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學術積累可稱厚重。本論題是想從歷史的維度，推進對特定群體——負有監(jiān)察職能的特殊主體——職務犯罪的特點、立法規(guī)制及制度預防的探討，進而反思當代的職務犯罪及預防理念，以期對構建以人為本的職務犯罪法律及預防體系，形成良性的社會互動關系，希冀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研究有所貢獻。
02廓清幾個基本問題
運用現代法學的概念或理念，結合現代法理學及部門法學、犯罪學理論，探討和分析中國古代法律及犯罪問題，已成為當今法史學界共同認可的一個研究視角。但我們在研究中，“應當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法制狀況進行具體和恰如其分的分析，不能機械地用現代部門法的概念套用或衡量古代的法律�！睏钜环玻骸吨腥A法系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誤區(qū)——“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質疑》，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第80頁。不能用現代法學理論去割裂本是統一體的傳統法律。因而，本書利用現代法學，特別是刑法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職務犯罪、處刑原則、司法程序等等，是以其作為展開系統研究的手段，而不是以其作為評價的標準。
021概念的梳理與辨析
（一）“罪”與“刑”——中國傳統法律語境下的詮釋
古代人們對于罪與刑的認識，可追溯到西周以遠，在古代典籍記載中，人們將“罪”看作是對天意的違背，即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四《皋陶謨第四》，廖名春、陳明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其后，將對禮法的違背視為罪之所由的思想，逐漸成為統治階級的主流意識�？鬃釉唬骸盀橄聼o禮，則不免乎刑�！保蹪h］韓嬰撰：《韓詩外傳》卷三，許維遹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赌印吩疲骸白�，犯禁也�！薄白�，不在禁，惟害無罪，若殆�！保蹜�(zhàn)國］墨翟：《墨子》卷一○《經上第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自漢以后更形成了“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刑、禮)相為表里也”［南朝宋］范曄撰：《后漢書》卷四六《陳寵傳》，［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1965年版。的經典詮釋。從中國古代立法體例看，“罪”與“刑”的規(guī)定，始終集中在歷代的律典之中，而禮、令等則較少直接規(guī)定具體刑罰，即所謂“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唐］李林甫等編注：《唐六典》卷六《刑部》，陳仲夫點校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笆┬兄贫龋源嗽O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三○《刑法》，中華書局1974年版�？梢�，中國古代法律中“罪”、“刑”的概念，雖與現代罪、刑的概念在內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罪”始終與“刑”的結果不相分離，卻是古代法與現代法的共同理念。
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社會經濟整體條件的制約，中國古代對于違法犯罪行為的認識與今人迥異。因而在古代律典等法律形式中，“有一些按照現代法學理念看來，應以民事、行政法等調整的社會關系卻用刑法處理的問題”。楊一凡：《中華法系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誤區(qū)——“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質疑》，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第88頁。譬如說，在《大明律》中對“費用受寄財產”以坐贓和準竊盜論；對“官員赴任違限”施以杖刑等等。按照現代刑法理論，最嚴重的違法行為才構成犯罪；最嚴厲的懲罰措施才是刑罰，然而，對于“禁止迎送”、“漏使印信”等今天看來僅屬于輕微違法違紀、甚或工作失誤范疇的行為，《大明律》中卻規(guī)定了明確的刑罰制裁。對此我們無法肯定的是，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該類行為是否如今天我們看來那樣簡單和輕微。有學者認為：“直至清末，犯罪概念實際上都是以人類違法的行為為屬性�！辈虡泻猓骸吨袊谭ㄊ贰�，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還有學者肯定地說：“歷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行政等）內容的刑罰規(guī)定，在當時的立法者看來，都是屬于‘出禮而入刑’的范圍�！睏钜环玻骸吨腥A法系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誤區(qū)——“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質疑》，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第88頁。無論怎樣，上述狀況都反映了法律調整的需要，是特定時代立法者的精心選擇。
因此本書的論述，以中國傳統法律語境下“罪”、“刑”所具有的特征為依據，把罪（犯罪）的范疇界定為：違背律典及其他法律規(guī)定，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一個枝節(jié)性的問題是，明代對情節(jié)輕微的或有特別寬宥情節(jié)的犯罪，也常施以刑罰之外的制裁手段，本書將其視為與現代刑法中對于情節(jié)輕微的犯罪適用非刑罰處罰方式的暗合。
（二）“職務犯罪”——傳統吏治框架下的擴張解釋
“職務犯罪”并不是中國傳統的法律用語，而是一個現代法學概念。關于職務犯罪的概念與特征，目前法學界、法律界有多種闡釋，但其核心內容卻是一致的，即職務犯罪是指“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權或違背職責的一類犯罪”。高銘暄：《刑法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頁。它具備兩個基本特征：一是主體的特定性，即特指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二是職務的關聯性，即指利用職務之便，或作出與職責方向、要求、目的等相反的行為。“利用職務之便”包括狹義、廣義兩種解釋。狹義上是指正在執(zhí)行公務的過程期間；廣義上是指擁有相應職務的一般狀態(tài)期間。
中國古代雖沒有明確的職務犯罪概念，但卻有大量的有關職務犯罪的法律規(guī)定和法律實踐。早在夏代，職務犯罪問題就已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并制定了嚴厲法度予以懲治，諸如“貪以敗官為墨”；《春秋左氏傳·昭公十四年》�！跋葧r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尚書正義》卷七《胤征第四》。等等。之后，隨著中國傳統吏治的發(fā)展，有關職務犯罪的法律規(guī)定與實踐不斷深入，愈益嚴密和復雜，諸如關于監(jiān)臨犯罪、大臣專擅、統攝凌辱下屬等各方面的立法內容不斷充實和完善，體現著統治者加強吏治的主張。
“吏治”是中國傳統政治法律文化中的固有概念，是以維護皇權專制的官僚體制為核心，張金鑒先生認為，吏治制度即指官僚制度，“乃集權政府與專制君主用以維持其政權之必要工具，故官僚制度與統一國家乃相輔為用同時并生者�！痹斠姀埥痂b：《中國吏治制度史概要》，臺北：三民書局1981年版，第1頁。以“以法治吏”為主導思想構建的一個有機整體。因而，中國傳統吏治立法極為發(fā)達，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法律一直遵循著“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統治思想，“最遲從戰(zhàn)國時期以降主要是作為控制和維持官僚機器有效運作的工具而存在”胡世凱：《明主治吏不治民：中國傳統法律中的官吏瀆職罪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頁。。并且中國古代吏治立法的特點之一，就是在作為國家基本法律的律典之中，始終“以職務犯罪為傳統內容”。參見錢大群、郭成偉：《唐律與唐代吏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漢書》卷八《宣帝紀》。，受古代傳統吏治觀的影響，相對于現代職務犯罪的標準，中國古代官吏職務犯罪所涵蓋的范圍更為擴張，并在立法上表現出責任擴大化的傾向。這種狀況主要體現在職務關聯性方面，如：以現代法律標準衡量，應屬于利用工作便利條件的犯罪行為以及工作失誤、個人道德品格方面的行止有虧等，本該由行政法規(guī)范調整并由行政制裁的行為，或應由社會道德規(guī)范調整的行為，均被納入職務犯罪的刑事制裁范圍。其實質更接近于現代犯罪學研究意義上的廣義的職務犯罪。因此，本論題所涉職務犯罪的具體概念，相較于現代刑法學意義上的職務犯罪，在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上更為寬泛也更具復雜性，即，是在中國傳統吏治框架體系下，以更寬泛的標準，對明代監(jiān)察官的職務犯罪現象和范圍予以解讀。
（三）“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基于明代監(jiān)察機制的釋義
我國古代對職官犯罪的認定更偏重于對身份的考察，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認定也是如此�！氨O(jiān)察官職務犯罪”與“監(jiān)察職務犯罪”不同，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關注的是職務犯罪主體問題；監(jiān)察職務犯罪強調的是職務的關聯性問題�；趯γ鞔毦咛厣谋O(jiān)察機制的認識，本書題目的預設，更宜達致與其實際運作狀況的契合。
其一，關于犯罪主體。由于明代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從內部到外部的多重性雙軌制監(jiān)察，使得監(jiān)察官的數量、類別及范圍不斷膨脹，除專任監(jiān)察官外，還有數量龐大的兼任監(jiān)察官員，他們在監(jiān)察機制運行中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除傳統意義的監(jiān)察權能外，他們還同時承擔其他的甚至是更為重要的行政、司法等職能。這類監(jiān)察官的職務犯罪，在職務的關聯性方面具有更為復雜的性質，而且，由于主體的同一性，我們無法否認他們在其他領域的職務犯罪同樣會對監(jiān)察機制的運作產生影響。
其二，關于犯罪領域。從明代監(jiān)察機制運行的實踐看，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由于明代對監(jiān)察機構所倚畸重，賦予了監(jiān)察官極為廣泛的職權，并在實踐中通過不斷侵奪行政與司法等權力，使其職務活動范圍更為擴張。因其職責的廣泛性和與其他部門職能的重疊交錯，使得其職務犯罪具有廣義的特征，其犯罪領域已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彈劾、言諫與封駁等狹義的監(jiān)察范圍，明代監(jiān)察官的職務活動幾乎涉及了帝國的所有行政領域。
其三，關于研究角度。本書的探討不是針對明代監(jiān)察制度，而是以執(zhí)行制度的主體——監(jiān)察官為研究重心展開的，希冀通過對該類主體職務犯罪諸現象的梳理，考察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與明代監(jiān)察機制有效運作之間的較量，從中求得其對監(jiān)察機制破壞作用的動態(tài)認識。定擬“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而非“監(jiān)察”職務犯罪為本書題目，其理由亦緣于此。
022監(jiān)察官范圍的界定
中國傳統政治法律中，“官”與“吏”，除在使用“吏治”、“治吏”等概念時具有涵蓋二者的意思而外，一般具有不同的含義。它們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一是職掌不同，即“官主行政，吏主事務”吳晗：《朱元璋傳》，三聯出版社1949年版，第147頁。。二是待遇不同，“官”是有嚴格品秩等級的人員，享受國家俸祿；“吏”則在官制體系之外，沒有俸祿。三是同罪異罰，即在區(qū)分各類官吏及其職司的基礎上，官與吏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本文所言監(jiān)察官，僅指明代具有監(jiān)察權能的官員，不包括吏員在內。
與官僚政治的成熟發(fā)展相適應，明代形成了以多元化、多重性雙軌制為特征的繁密的監(jiān)察系統，非但監(jiān)察組織極其龐大據不完全統計，明代都察院之人員是前代諸朝的3—14倍，如：是唐代的4倍，是宋代的14倍；六科給事中人數是前代諸朝的3—16倍，如：是唐代、宋代的16倍。，監(jiān)察官的范圍也非常廣泛。按照監(jiān)察職能的重要與否，可將明代監(jiān)察官劃分為兩大類：
（一）專任監(jiān)察官
專任監(jiān)察官系指以行使監(jiān)察權為主要職務內容的官員，包括明代三大監(jiān)察系統——都察院、六科及提刑按察使司的正官及其屬官。都察院與六科是明代的中央監(jiān)察機構，提刑按察使司是明代的地方監(jiān)察機構。1都察院系統監(jiān)察官，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主管院事的堂上官，即左右都御史、左右副御史、左右僉都御史；二是都察院直屬辦事機構的官員，即經歷、都事、司務、照磨、司獄；三是直接行使監(jiān)察權的官員，即十三道監(jiān)察御史。2六科給事中，包括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的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3提刑按察使司官員，即按察使及副使、僉事。
明代的專任監(jiān)察官承擔著絕大部分監(jiān)察職責，人數最多，職能也最為重要。其中，六科給事中與監(jiān)察御史合稱科道官，或稱臺垣官，是明代最為重要的監(jiān)察官員，其職務犯罪也最具有代表性，幾乎涉及所有監(jiān)察領域，因而是本書預設的研究重心；同時，科道官中尤以巡按御史為重，明世宗曾言：“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史�！薄垛n本明實錄·明世宗實錄》卷二四八，嘉靖二十年四月甲戌，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版。因其地位重要，又因其職務犯罪率高，所以影響也最大，因而更是本書探討的焦點。
（二）兼任監(jiān)察官
兼任監(jiān)察官系指具有監(jiān)察職能，卻不以其為最主要職務內容的官員。主要是指具有地方監(jiān)察權能的督撫以及守巡道官員。1總督與巡撫。在制度和形式上，明代的總督、巡撫仍是中央官，多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等憲銜，沒有自己的佐貳官，督撫在明前期以監(jiān)察為主，后逐步演變?yōu)檎朴械胤綄崣嗟能娬L官。2分守道和分巡道官員，又稱六道官。分守道系布政司的派出機構，以其屬官左右參政、左右參議為首長；分巡道系按察司派出機構，以其屬官副使、僉事為首長。明初期，守巡道以協調和監(jiān)察職能為主，中后期漸以行政職能為重，最終轉化為省、府之間的一級行政機構。在守巡道之外，明代還因事而設了諸多的專務道，如儲糧、提學、兵備等。守巡道官是明代最基層監(jiān)察官員的代表。
明代的總督、巡撫是以都察院差官的形式巡撫和提督地方，且其本官往往即是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在《明史·職官志》、《大明會典》等文獻中，也都把總督和巡撫列入都察院系統；同時，明代的皇帝和諸大臣、文武百官也始終將其視為風憲官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這些官員因職務犯罪被糾劾時，其憲銜常常成為對其加重處罰的口實之一。故該類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此外，從廣義上說，明代具有監(jiān)察權的機構還有通政使司、廠衛(wèi)特務機構等。由于通政使司在監(jiān)察職能上與六科重疊，設置之初就已暴露出重重弊端，因而一直未有所建樹，最終于萬歷年間被革除，故本書未將其列為主要研究對象。從職能上說，明代的錦衣衛(wèi)、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也被賦予了監(jiān)察權能，但從廠衛(wèi)機構的建制與運行來講，它是明代監(jiān)察制度的畸形發(fā)展，是專制統治的非常態(tài)反映，其所屬官員本身就不具有正義性，故從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角度講，本書亦未將其列入重點研究范圍,而是將其作為影響監(jiān)察吏治實現的障礙要素之一來考察的。
023監(jiān)察官職權的擴張性
目前國內研究中，對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不可等同現代行政監(jiān)察的認識已被廣為贊同，但對其具體職能與性質卻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通過監(jiān)察機構及監(jiān)察官員的職務活動，“將行政、司法、經濟、立法、軍事等監(jiān)察職能融于一體，或者說將行政監(jiān)督和法律監(jiān)督合為一體，成為監(jiān)察、檢察、審計合一的綜合性監(jiān)察制度�！鼻裼烂鳎骸吨袊饨ūO(jiān)察制度運作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明代監(jiān)察制度當是這一認識的直接反映。
在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發(fā)展歷史上，明代監(jiān)察官的監(jiān)察職能最為廣泛，集監(jiān)察、行政、司法、檢察等功能于一身，承擔著極為龐雜的監(jiān)察事務，具有廣泛的權力，并因專制皇權對其委寄之深而愈益膨脹。從整體看，包括彈劾權、封駁權、檢查權、審計權、司法權、處置權以及調查權、薦舉權、監(jiān)試權、監(jiān)軍權等多項權能參見劉雙舟：《明代監(jiān)察法制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8頁。；同時，從各類監(jiān)察主體來看，其權力有分有合，性質各異。
（一）中央監(jiān)察機構的職權參見張治安：《明代監(jiān)察制度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41—261頁。
1科道官之共同權力，主要包括糾彈之權，即糾劾官邪和考察拾遺；諫議之權，即諫諍天子和建議政事；參與決策之權，即參與廷議、參與廷推和參與會審。2御史之單獨權力，主要包括考核百官、巡按地方、參與司法、薦舉人材等等。3給事中之單獨權力，主要包括封駁和注銷案卷。
（二）地方監(jiān)察機構的職權
1按察使司之權力，主要包括監(jiān)察、考核地方官吏；監(jiān)察地方刑獄；參與并監(jiān)察科舉等。2督撫之權力，其中巡撫之職權包括撫巡地方、宣布德意，監(jiān)考屬吏、澄清吏治，提督軍務、整飭邊政，以及舉薦地方賢才、疏陳地方利弊、建議行政得失等；總督之職權包括統領軍務、澄清吏治，整飭邊備、管理屯田，督運漕糧、管理鹽政等。參見劉雙舟：《明代監(jiān)察法制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9頁。3分守巡道之權力，主要是輔助按察使，巡視府州縣；接受詞訟，禁革奸弊；系統內部監(jiān)察與因事監(jiān)察等。
明代監(jiān)察官職權的擴張性，提醒我們在考察其職務犯罪的過程中，對其職務關聯性的界定，不可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彈劾、言諫、封駁等監(jiān)察事項，而應從實際出發(fā)，基于監(jiān)察官的全部職能做綜合考慮，以避免對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實況的人為肢解，還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以全貌。
03研究方法與史料的選擇
031實證分析手段的重要性
問題存在于現實之中。法律史學相對于現代部門法學來說，不是一門極具實踐性的學科，然在中國傳統社會，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性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對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研究，決非單純的制度闡述即能解決的問題，更有價值的研究必須依托于對是時司法狀況的實證考察。正如有學者言：“哪一種作為法律制度的存在即將消亡，而哪一種存在尚處于萌芽？這些問題幾乎不能為知識所把握。事實上，值得關注的并不是某個概念，也不是某項設計，而是活著的社會現實，是現世的拍案驚奇�！币︔x：《侵權法的危機：帶入新時代的舊問題》，載《人大法律評論》2000年卷第2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頁。通過以案例為手段的實證分析，針對司法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具體事例，設定理論分析的基本進路，從中總結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整治之特點，也許是本論題研究本該有的嚴肅態(tài)度。
032以《明實錄》為基本史料的優(yōu)勢
《明實錄》是有明一代最系統、最基本的史料，在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與優(yōu)勢。明史學家黃彰健曾言：“明代檔冊多已散佚，則《明實錄》也可以說是原始資料�！秉S彰�。骸缎Ｓ⒈逼綀D書館藏紅格本明實錄序》，載《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轉引自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蔀樽糇C的是在陳高華等所著《中國古代史料學》把《明實錄》作為明史史料中“基本史料”的第一種，而把《內閣大庫明檔案》作為“其他史料”的第九種陳高華、陳智超等：《中國古代史料學》，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轉引自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頁。，足見《明實錄》在明史研究中的首要地位。其一，總體而論，《明實錄》在明代史壇上占據了“國史”的重要地位。這不僅是指其為“本朝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指其為“一國之正史”，是最具有權威性的記載當朝歷史的史著。其二，《明實錄》史料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睹鲗嶄洝分袚䦟嵵睍膬热菡冀^大部分，內容豐富詳盡，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其比《明史》等書更為可信。其三，《明實錄》的曲筆是有限度的。“從每部書的角度來看，《明實錄》的曲筆主要發(fā)生在《太祖實錄》、《英宗實錄》、《孝宗實錄》和《光宗實錄》4部中。”“從內容上來看，《明實錄》的曲筆多出現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和某些特定的方面，如帝王事跡的誣飾、臣僚行為的褒貶等�！钡@些曲筆并不能抹煞其作為基本史料的整體價值。不僅如此，《明實錄》史料的強項突出體現在反映明代政治史上，“大凡明代政治體制的所有方面，如皇帝的權力、中書省及丞相的興廢、內閣的建立及權限、六部的職能、都察院的派出機構及巡撫、巡按的演變……官員的政績、劣跡等情況都有詳盡的登載。對于錦衣衛(wèi)、東廠、西廠及鎮(zhèn)撫司等特務機構……也都有完整的記載�！鄙鲜鲫P于《明實錄》的具體論述與論斷，可詳見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因而，以《明實錄》作為基本史料，展開對明代官僚集團重要成員——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的考察，無論在史料的全面性還是特殊性方面，都具有其他史料所無法替代的優(yōu)勢。 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研究第1章明代監(jiān)察官職務犯罪立法背景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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