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超 ]——(2002-8-10) / 已閱43583次
六、警察作證的若干構想
創(chuàng)設警察證人制度可以說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動一發(fā)而牽全身，所以在法治觀念尚未深入人心、司法體制尚未理順以及訴訟理念與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傳統(tǒng)習慣的固有惰性，如何確保警察出庭作證并非一蹴而就，恐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筆者在此不敢揣想實際上也不能為這個問題提供完美的答案，我所能做的是試圖從理論上提供一些基本思路，至于是否可行還有待于專家學者們進行論證以及實踐的檢驗。
1、轉變思想觀念。警察出庭作證雖然涉及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但這是技術層面，實際上技術層面要克服的最大障礙不是來源于理論本身，而是來自于觀念的革新。對警察出庭作證的正確態(tài)度有待于司法實踐部門，尤其是公安機關對此問題的重新定位與認識。當前所要解決的是：⑴警察應破除特權思想，樹立以公訴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接受“警察是法庭的仆人”、“警察是控訴的助手”等現(xiàn)代刑事訴訟理念。⑵法官、檢察官應改變對警察過分信任的態(tài)度，改變傳統(tǒng)的公檢法三機關“分工不分家”的專政觀念。
2、完善有關法律。⑴修改《刑事訴訟法》第28條的規(guī)定，在堅持檢察官、法官不能同時擔任證人的同時，去掉該條關于偵查人員不能同時兼任證人的規(guī)定。⑵修改我國證據(jù)立法關于證人資格的規(guī)定，即擴大可以作為證人的人的范圍，明確規(guī)定必要時警察應以證人的身份出庭就有關問題作證。⑶通過完善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建立包括警察在內的證人拒證制裁條款等來構建保障警察出庭作證機制。⑷明確規(guī)定檢察官在必要時可以命令警察出庭作證，或者由法官傳喚警察出庭作證。⑸明確規(guī)定直接、言詞原則，強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保護，確保其對非法證據(jù)的質證權，賦予他們申請警察出庭作證的權利。⑹規(guī)定一些警察出庭作證的例外情況。例如，控方若有足夠的證據(jù)能夠證明警察的偵查行為合法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證義務；警察若能提供關于偵查過程的錄音錄像資料，且該錄音錄像資料未經(jīng)任何破壞、編輯、剪切、刪除的，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證義務；辯方申請警察出庭作證的理由應當是引起法官的合理懷疑，否則，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證義務；在特殊情況下（如戰(zhàn)爭、動亂、社會治安形勢非常嚴峻等），可以免去警察的作證義務。⑺修改我國證據(jù)立法，規(guī)定偵查機關制作的筆錄和出具的各種書面證明材料除了特殊情況[15]可以在法庭上宣讀之外，其它的必須由警察出庭加以說明。
3、理順公檢法之間的關系。首先，取消《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guī)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改變檢察機關“法律監(jiān)督”的地位，賦予法院“最終裁判者”的地位，設立司法審查體系，將審前程序納入司法裁判的控制之中。其次，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的指揮權、參與權、指導權、監(jiān)督權，實行檢警“緊密化”或“一體化”，使檢察機關在審前程序中居于核心地位，將承擔偵查職能的公安機關定位在輔助檢察機關履行控訴職能上。最后，理順公訴權與審判權之間的關系，確保審判機關獨立審判的功能，避免刑事庭審形式化傾向；確立審判機關的權威地位，避免將審判機關淪為第二控訴人的不良傾向。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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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王超（1973― ），男，河南信陽人，華東政法學院2000級碩士研究生，曾在《證據(jù)學論壇》、《法商研究》、《法學》、《中國刑事法雜志》、《人民檢察》、《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等雜志發(fā)表學術論文3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為訴訟法學、司法制度。
[1] 詳細論述可參考陳衛(wèi)東、郝銀鐘：《偵檢一體化模式研究》，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第58-64頁；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62-169頁；馬貴翔：《偵檢關系的本質及其改革》，載《人民檢察》2000年第8期，第7-10頁。
[2] 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183-184頁。
[3] 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184-185頁。
[4] 值得說明的是，這只是一般規(guī)則，并非絕對。如西方國家，在普遍貫徹直接言詞原則或傳聞證據(jù)規(guī)則的情況下，同時亦規(guī)定在特殊情形下，允許采用書面證言、偵查筆錄等，而不要求證人出庭。參見龍宗智：《刑事庭審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89頁。
[5] 在該案中，控辯雙方最大爭議在于洛杉磯警方提供的證據(jù)的可信度。而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辯方律師主張控方主要證人即參與偵破此案的福爾曼警探有種族主義傾向。他們在法庭上出示的錄音磁帶中多次出現(xiàn)福爾曼警探把黑人叫做“黑鬼”的例子，而福爾曼本人早些時候在法庭上對此卻矢口否認。這使陪審團對福爾曼的可信度產(chǎn)生懷疑。最后，辯護律師打出的“種族牌”使辛普森免去了牢獄之災。參見蔡彥敏：《從O.J.辛普森刑、民事案件評析美國訴訟制度》，載《訴訟法學、司法制度》1999年第8期，第84-88頁。
[6] 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頁。
[7] 何家弘、張衛(wèi)平主編：《外國證據(jù)法選譯》（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第220頁。
[8] 黃風譯：《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9] 王以真主編：《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7頁。
[10] [前蘇聯(lián)]Ρ．Д．拉洪諾夫著：《蘇維埃刑事訴訟中證人的證言》，董鏡蘋、俞康勤譯，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頁。
[11] 王以真主編：《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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